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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伪时期日军如何“毒”害北平?,就算没有明天简谱

2020年08月15日 22:02来源:未知手机版

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,人们都会回忆起那些悲壮、惨烈和悲愤的往事。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平时,发生的一系列惨事,就很值得人们深思。

日伪时期,日本陆军的细菌部队占领了天坛内的神乐署,他们在这里研究、生产生化武器,制造病菌。如今,神乐署院内北墙下,一块镌刻着“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”的汉白玉牌匾十分醒目耀眼。

神乐署建于明永乐十八年(1420年),坐落在天坛西门内稍南侧,坐西向东,是天坛五组大型建筑之一,是专司明清两代皇家祭天大典乐舞的机构,并具有培训祭祀乐舞人员的职能。明代时神乐署称为神乐观,观内有乐舞生600名左右。清乾隆年间改称神乐署,院内的太和殿在康熙年间改名凝禧殿。五间大殿后面有七间小殿。另外,署内还设有奉祀堂、掌乐堂、协律堂、教师房、伶伦堂、穆佾所和收藏乐生冠服的库房23间,设施齐全,称得上一所培养宫廷乐舞生的学校。

日军占领北平前,神乐署内是国民政府设置的中央防疫处。日军占领北平后,迅速在神乐署内筹建其在华的第二个细菌战基地——“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”,打着“卫生防疫”的招牌,实则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试验和生产。1939年,“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”改名为“华北北支(甲)第1855部队”,部队长西村英二大佐,这支部队又称西村部队。

西村部队是日军在北平、南京、广州和新加坡组建的四支新的细菌部队之一。此后,731细菌部队的骨干都到了1855部队,731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也来到1855部队,担任技术指导。《崇文区志》载,1855部队主要研制和生产鼠疫、霍乱、黑热病等细菌和原虫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,1855部队的第一分遣队强占了协和医学院,第二分遣队强占了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,就算没有明天简谱后分别改称第一科和第三科,这两处也成为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武器研制、人体实验与解剖的场所。但是,日本投降的前夕,1855部队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将他们的罪证销毁,部队下令解散,有的扮成日侨搭登陆艇逃回日本,有的混进其他部队被遣返回国。日本投降时,这支部队的名字从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神秘地消失了,因此对于这支部队知道的人很少。

从1937年7月开始到日本投降,北平城里各种传染病,如鼠疫、天花不断,尤其1943年七八月的霍乱流行,更是触目惊心。霍乱,日本称之为“虎列拉”,系日本细菌部队的主打产品之一。霍乱发病时人员死亡众多,传染快,让人们惶惶不安。日本人为掩盖真相,不允许中国医生参加救治,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一人患病,全家隔离,当全家都感染后,日本工兵和卫生兵再放火焚烧他们的房子灭迹。

1995年,侵华日军投降50周年之际,原1855部队卫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老兵来到北京,他们到北京天坛神乐署等处指证日军的犯罪遗址,向中国人民谢罪。2018年5月,《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甲一八五五部队留守名簿》名册公布,这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通过多方努力,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得到的。

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北平期间,罪行累累。据《北京历史纪年》所述,那几年中,京城大火不断,不少火灾背后都有日本人的身影。北平城不是华北农村,在这里执行杀光、抢光、烧光的“三光”政策,于日本人脸面不利,于是城内出现的大大小小的火灾,也算是日本人的“丰功伟绩”了。《北京历史纪年》所记录的京城大火是不完全的,其实那时天天有火灾,大火小火不断,虽不全是日本人所为,但有不少是他们干的。

历史上,帝国主义为了侵略、占领中国,为了奴役中国人民,除了用大炮、军舰之外,还使用了毒品。日本帝国主义自然不会例外,它步西方列强后尘,把鸦片打造成了杀人凶器。

战后公布的资料证实,日本贩毒活动经日本内阁策划,由宏济善堂负责。宏济善堂是1939年4月在侵华日军配合下,由日本特务里见甫所建。宏济善堂是御用特务组织,专为日军筹备军费,仅1941年就卖了222吨鸦片,赚了无数的钱。它们仅在北平地区的罪恶行径就怵目惊心。著名学者于力(董鲁安)1942年在抗日根据地的《晋察冀日报》及延安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《人鬼杂居的北平市》中的一些内容就揭露了日伪时期日本人组织运毒、贩毒及引诱、戕害平民百姓吸毒的大量罪行,至今读起来仍有现实意义。

据于力揭露和“老北京”的回忆,日本人是把毒品鸦片贩卖当成了“正经买卖”,产、运、销“一条龙”,每个环节都得到了日军的保护,而且成为了日本的一项基本国策。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两年之后,弹丸小国的日本在财力上已经感到困难,日本大藏省(财政部)根据天皇“御旨”精神,制定了“自备资斧”策略,即让被占领地区的人民供应军费开销。而毒品交易就成了“就地征饷”的手段之一,正如于力所言:“利用侵华传统的成规,包庇和逼迫中日两国的流氓无赖和朝鲜一些可怜的投靠者贩卖金丹、白面、鸦片、吗啡,用以削弱中国人的精神体力,逼他们自己灭种。一面也就用这笔收入,补充军用。”

日本人贩毒牟利的勾当,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了。“七七事变”后,日本侵略者表面上公开“禁烟”和反对毒品交易,暗中却垄断毒品生意,他们变本加厉地在东北、华北及北平市内外大开大烟馆(土膏店)和制造白面(可卡因)工厂。据史料记载,仅北平地区至少有3000家以上的土膏店,遍布四九城乃至乡村。日军在炮声中不断制造大批的“大烟鬼”,日本人开办的“土膏店”公开贩毒,还外带发放高利贷,一些意志薄弱之人吸毒上瘾后,不能自拔,只能借永远还不上的高利贷,而后倾家荡产,妻离子散,家破人亡。有些人成为“大烟鬼”之后,在贫寒交加中成了“倒卧儿”,冻死在街头巷尾,屡见不鲜。

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,军费更加紧张,除在城内抢掠、搜刮民财外,还加大了贩毒赚取军费的速度,不但鼓励朝鲜人在北平多开“大烟馆”,还鼓励日本国民参加这项犯罪活动。贩毒利润高,且又有日本军人和日本浪人的暗中保护,毫无风险可言,“大利所在,人争趋之”,日本人干这种买卖是很积极的。日本侵略者为垄断毒品及掩人耳目,声称不许个人公开经营。为了制造更多的“大烟鬼”,使其利益最大化,日本人在北平城内外大建制造毒品的工厂作坊数十座。日伪时期前门外打磨厂、鲜鱼口发生的爆炸及失火事件,都与制造毒品有关。为了掩耳盗铃欺骗民众,日本人又下令将此类罪恶工厂迁到城郊的通州、门头沟、长辛店及丰台等地。

北平地区种植鸦片的不多,其鸦片主要来自日伪控制的内蒙、绥远和热河等地,而张家口和承德就成了主要转运站。其大宗货品有日本关东军“武装押送”,所以,北平的毒品生意十分“兴隆”,当然受毒害的人更多。

北平3000余家大烟馆中,除大多为日本人所开外,有些则是朝鲜人经营。当时的朝鲜已被日本占领四十余年,虽有抗争的勇士,但参加日军及成为日军帮凶者也为数不少。他们与日本人有勾结,并配发警用大棒。有些大烟馆则是“中日合作”,由日本浪人和中国奸商合伙经营,主要开在前门外、崇文门内一带。这种大烟馆“十分阔绰,柜房、烟室、厨房应有尽有,都干净宽敞。好多是租用临街的楼房,烟室多设在楼上”。这种大烟馆主要招待大汉奸和富商, “香茶、纸烟、鲜果、点心,一呼即至”。这些家伙们在吞云吐雾中挥霍卖国求荣和发国难财换来的金钱。小的大烟馆称白面房子,其“服务”对象主要是蹬三轮、拉洋车和做小买卖的城市贫民。在大开大烟馆之外,日本人开的“居酒屋”、料理店和东单苏州胡同的日本妓院内,都有毒品买卖业务。

在东四豆腐巷(今多福巷)内有一大烟馆,老板是一个日本退伍军官,他在喜峰口战役中被自家的手雷炸掉了一条腿,算是“为国负伤”,为了表示效忠天皇和实现“大东亚共荣”梦,在军部支持下开了只赚不赔的大烟馆,除用毒品害人外,还搜集军事、经济情报。这家大烟馆因在开业的第三天,有一对中国老年夫妇相拥在门口吞食“烟膏子”自杀而成为“头条新闻”。老俩口是开猪肉杠(猪肉铺)的,较为富有,他们的独生儿子娇生惯养,就是因坏人引诱抽大烟倾家荡产,家业没了之后,儿子犯瘾没钱就投了故宫筒子河,走投无路的老俩口在大烟馆门前自杀,亦算是对日本人的一种血泪抗议。

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期间,用鸦片毒品害死了多少中国人,制造了多少“大烟鬼”,实在是数不胜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,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,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,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。70多年过去了,这段日军制造“大烟鬼”的历史不能忘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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